作为犹太裔思想家，鲍曼认为犹太人意识在他的整个生活与学术生涯中的影响并不大，不过有三个阶段除外。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当波兰反犹太情绪大爆发时，这使他第一次意识到他是一个犹太人。第二个阶段是当他阅读他妻子写的有关二战期间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书时，鲍曼一开始只是将大屠杀看成是墙上的一幅画，其后他将大屠杀看成是墙上的一扇窗，从中可以观察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一想法，鲍曼在1986年出版了他自己的有关大屠杀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并把大屠杀看成是对现代性的考验。第三阶段是当他发现犹太人常常被抛到了现代性展开的最前沿时，事实上现代文化的创造，是与这些犹太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弗洛伊德、齐美尔、卡夫卡、列维—斯特劳斯、勒维那斯、德里达等等。
鲍曼认为，在使得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成为可能的所有条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现代性本身，因此《现代性与大屠杀》并不是一本仅仅关于犹太人的著作。鲍曼以极具挑战性的崭新论述反对把大屠杀仅仅看成是犹太人历史发展中的某一章节，同时，鲍曼也反对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即现代文明的进步性胜利将会阻止此类大屠杀在西方历史中的重演。与此相反，鲍曼认为我们必须将大屠杀理解为深深根植于现代社会本质中的重大事件，必须将大屠杀理解为深深根植于现代社会思想的中心范畴的重大事件。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鲍曼创造性地反思了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病态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服从与抵制的力量的来源。《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对于文明、进步、理性等我们时代最根本的观念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在鲍曼看来，犹太人是现代性伟大机遇的最富献身性的预言家，他们热切地想要同化到现代新生活中去，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同化到了他们自己的同化性的行为之中，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到达的地方。鲍曼认为由于历史的偶然性，在理解现代文明的逻辑方面，犹太人的经历碰巧具有了特殊的意味。鲍曼喜欢引用卡夫卡有关四足动物的一个隐喻：它的后腿已经离开了地面，但它的前腿还没有找到插足的地方。其实，人类的这一处境或多或少是普遍性的，只是犹太人，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碰巧首先发现他们自己正身处这一偶然性与选择性的境遇之中。
鲍曼认为，他对于犹太人意识的思考，是纯粹知识性的和非感情性的。鲍曼最欣赏下列三句有关犹太人的话：剧作家拉菲尔（FredericRaphael）说过，“我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意义是，我在任何地方出现都是不合时宜的”；斯坦纳（GeorgeSteiner）说过，“我的祖国就是我的打字机”；维特根斯坦说过，“真正的哲学问题能够被把握和解决的唯一地方是火车站”。鲍曼认为这三句话指向了同样的一个方向，那就是“无家可归”，而正是“无家可归”的感觉赋予了他最富活力的知识处境，使得他可以更少地受到规则的束缚，可以看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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